韩哲一的社会评价

1. 韩哲一的社会评价

 韩哲一同志是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的两位书记之一。尽管在行政级别上我们相差甚大，可是，由于韩哲一同志的作风朴实，平易近人，我们还是有零距离接触的。按今人的想象，我们小干部在书记面前一定是左一个“韩书记”，右一个“韩书记”，叫个不停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。不仅是我，全机关五百号人都称他“同志”。因为中央有通知，党内一律称“同志”。作为书记的韩哲一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，谁要是称他“书记”了，他就给谁提个醒。因此，在华东局十多年都没有听说谁称呼他“书记”。在书记的带动下，也没有称部长为“部长”，没有称主任为“主任”的。上下级之间称呼上的平等，无形之中强化了日常生活中实际上的平等。平等是集中群众智慧不可缺少的前提。《韩哲一生平》上称他是“经济战线上的卓越领导者”。这“卓越”源于他的平等待人。有了平等，他的左右手，他的部下便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干贡献出来。韩哲一是建设宝钢的奠基人之一。在要不要建宝钢，宝钢应当生产什么钢，宝钢应当采取哪些新技术、新工艺等问题上，他都平等地同各方面的人讨论，不仅同干部商量，还向老工人请教。宝钢炼钢，又炼人，始于韩哲一同志。 高干是抓大事的，可是韩哲一同志不仅办事高屋建瓴，高瞻远瞩，而且还把普通人的冷暖放在心上。韩哲一同志子女多，经济并不宽裕。可是，他的司机老郭、老吴，警卫小左、小顾，家里经济上有困难时，他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资助。他关心周围的人，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对认识的人他关心，对不认识的人他也关心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韩哲一同志在扬州地委书记胡宏陪同下，走在田间小路上，突然从土地庙里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。韩哲一同志见状，心情十分沉重，马上示意秘书给他点钱。当时最大的票面是伍元，秘书就拿出一张伍元的给那男子。胡宏说“太多了”。韩哲一同志说“不多”，说着又加了一元，说是让他“买件棉衣”。韩哲一同志生病住院多年，同周围的医生、护士关系都很好。大家亲切地叫他“爷爷”，有什么心里话都喜欢对他讲。2009年的一天，他听说医生在为上海到安徽砀山县支教的查文红老师募捐。这事本来与病人无关，他却主动拿出了一千元。后来，他从查文红这件事进一步生发开来，想到中国还有类似困难的师生，于是，捐出了自己的积蓄51万元，于2010年成立了“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”，对在广西、云南等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支教的高校师生给予资助和奖励，这极大地鼓舞、坚定了教授和研究生们把知识送到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的决心和信心。 韩哲一同志在以书记身份教育我们时，从不居高临下，而是循循善诱。大概是1962年，他发现我们这些摇笔杆子的调查作风不深入，存在“捡到篮里便是菜”的毛病，便用讲故事的方式批评教育我们。他说：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有支部队在夜行军时，三班的马褡子掉了。于是，就低声地一个接一个地向后传：“三班的马褡子掉了，后边的看到了捡起来。”结果传到后来变成“司马懿的胡子掉了”。后边的战士说：“司马懿的胡子掉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？”说到这里，韩哲一同志话锋一转，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听到‘司马懿的胡子掉了’就当回事。”他启发我们调查要“打破砂锅纹（问）到底”。听他这番话，我们如沐春风，深受教育。大家知道，组织部门安排人事，要多方听取反映，包括老同志的意见。说实在的，有些老同志的举荐是恰当的，也有些老同志的举荐令人啼笑皆非。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说，他们在征求韩哲一同志意见时，他总是说：“我退下来了，就不举荐了。我说谁好，都是听身边的人说的。身边的人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，还是听群众的吧！”这是何等朴实而又豁达的语言啊！领导是为群众服务的，谁适合当领导，群众最清楚。“步步寻往迹，有处特依依。”韩老心中有群众，群众心中有韩老。正如《韩哲一生平》上说的，他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敬重、敬仰和爱戴”。韩老走了，但他那些令人敬仰的精辟见解、感人事迹将永留人间。